錢穎一教授和項兵教授這兩位經濟學家分別擔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和長江商學院院長。4月23日，他們在山東濟南召開的2016中國綠公司年上對中國經濟的未來趨勢各自發表了真知灼見，引發巨大共鳴。

　　你還記得十年前的中國經濟是什么模樣嗎?

　　2005年，中國人均GDP不足1800美元，十年后的2015年，中國人均GDP已經超過8000美元。2005年，中國經濟總量為2.3萬億美元，不到美國GDP的20%，兒十年后的今天，中國經濟總量超過10萬億美元，接近美國GDP總量的60%。十年前沒有“雙十一”，沒有微信、微博，更沒有小米。

　　往后十年后又會怎么樣?錢穎一教授說自己不做預測，只愿意談談可能性;項兵教授對十年前自己大膽所做的預測暗自得意，因為他“一不小心”就預測對了一部分。他認為預測是不可或缺的。這不，他又要做出預測了，也相信自己肯定還會出錯。

　　錢穎一教授和項兵教授這兩位經濟學家分別擔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和長江商學院院長。4月23日，他們在山東濟南召開的2016中國綠公司年上對中國經濟的未來趨勢各自發表了真知灼見，引發巨大共鳴。

　　錢穎一：中國正在經歷巨大的轉型期，六大趨勢將影響企業家推動世界的變革

　　錢穎一教授自2006年起擔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針對任上十年間至今的變化，他坦言是幾乎沒有預測到的。

　　十年后的中國經濟，一種視角是拿中國經濟總量與美國經濟總量做比較。以今年中國GDP是美國GDP的60%為基準來考慮兩國每年平均的經濟增長率之差，加通貨膨脹率之差，加匯率升值之差的總和。如果這三項之和是3%，那么十年后中國GDP就是美國GDP的80%。如果這三項之和是4%，相應的數值就是90%。如果這三項之和是5%，那么十年后中國的GDP就會與美國相當。比如中國經濟增長6%，美國2%，相對通脹加匯率變化1%，最后就是5%。

　　上面沒有考慮可其他的可能性。這些可能性來自中國和全球經濟中若干重要因素的影響。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中國企業家俱樂部顧問錢穎一教授

　　錢穎一教授把這些因素概括為影響中國和全球經濟的六大趨勢，其中前兩個有關中國的，后四個關乎全球，當然包括中國。

　　一、中國經濟轉型。過去十年，中國從低中等收入邁向中等收入，今后十年，中國從中等收入邁向中高等收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種常態。這種新常態是長期的。未來十年很關鍵，中國經濟必然轉型，消費會提升，服務業比重會擴大，制造業將升級。經濟轉型的關鍵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人把結構性改革等同于結構調整，其實不然。結構性改革的實質是通過改革降低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矯正市場扭曲，促進創新;結構變化只是結構性改革后市場發展的結果，所以，結構性改革不等于結構調整，而是深層次的改革。

　　二，中國新型政商關系。改革開放后，中國政商關系的顯著特征是一種以個人關系為基礎的緊密型關系。要轉變這種境界，就必須把政府與企業、官員與企業家的關系建立在透明、規范的法制基礎之上。今天，法制也是決定新型政商關系的制度基礎。中國的法制化進程將決定中國新型政商關系的進程。

　　三，世界經濟增速放緩。首先是發達經濟體長期經濟增長速度的放緩。2016年，戈登在一本暢銷的經濟學學術著作《美國經濟增長的崛起與衰退》中分析了自1870年至2005年140年間美國經濟的增長，并預測未來美國經濟增長將進入2%或以下的區間，而不是通常期望的3%左右。在發達國家體中，歐洲的經濟增速可能比美國的低，而日本可能比歐洲的低。未來幾年，全球經濟增速放緩的可能性大于加快的可能性。

　　四，全球化趨勢減弱。過去十年間一個重要的轉折，就是全球化在經歷快速強烈發展之后，開始出現減弱，甚至逆轉的態勢。去年，以美元計價的全球貿易下降，以本幣計價的全球貿易雖然增長，但增速低于經濟增長速度。不僅貿易保護主義在抬頭，各國政府的移民政策、投資政策、監管政策等都有逆全球化方向發展的傾向。正在進行的美國總統競選中，主張維護勞工利益的左派批評全球化，打著維護本國利益旗號的右派也置疑全球化。所以，全球化繼續向前推進并不樂觀。

　　五，科技創新效果復雜。之前的科技創新主要是以機器替代人的體力，這一次科技創新則是以機器替代人的腦力，上個月的阿爾發戰勝人類圍棋高手凸顯出人工智能的應用潛力。兩年前，麻省理工學院的布萊恩約翰森和麥卡恩預測到，這一輪科技創新在提高人均收入水平的同時，會造成大批人失業或無業，尤其發生在有知識的人群中。所以，人們為科技創新鼓舞的同時，對其效果的復雜性不能掉以輕心。

　　六，收入分配張力持續。法國經濟學家皮卡迪2014年出版的《21世紀資本論》，成為哈佛大學出版社有史以來最暢銷的學術著作，可見，人們對這本書的中心話題——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平等的關注程度。盡管過去30年，全球范圍內的貧富差距在縮小，但是在每一個國家內部的貧富差距卻在擴大。在一些發達國家，其不平等程度回到了19世紀末的水平。收入分配不僅是公平問題，也是效率問題，因為它會影響政治走向，也影響經濟走向。

　　以上六大趨勢和它們之間的交織作用，一定會影響未來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的走勢。錢穎一教授建議企業家們在關注如何被六大趨勢影響的同時，也應思考自己將如何推動世界的改變。

　　項兵：由西方人提出解決方案的時代必須結束，中國將更多參與全球重大問題的解決

　　從拷貝到創新，從組裝到真正的制造，從追隨到引領，從價格競爭到價值競爭，從以量取勝到以價值獲取取勝，中國企業一步一步在實現主流行業的突破。但中國企業主流行業的突破目前還不夠多，同樣重要的是國家需要一批真正優秀的壁壘企業，不僅僅是一批優秀的家族企業，A類企業，一批優秀的國有企業，C類企業，中國必須自己的IBM、通用電氣、西門子等公司。所有大國的崛起，壁壘企業成為中堅力量是不可或缺的。項兵認為，中國必須超越國進民退、民進國退的爭議。

　　“下一個增長機會很多，如新一輪城鎮化，新一輪的放松管制，等等。”項兵說。

　　長江商學院院長項兵教授

　　過去在經濟發展取得全球令人震撼的成就，但在民生方面遠遠滯后，欠缺太多。項兵教授2006年因食物中毒在巴黎住了兩天醫院，法國對旅游者看病實施全免費，這令他難以忘懷。

　　在社會變革和發展過程中，難免有很多挑戰，如收入財富不均、社會流動性下降、超越中等收入陷阱、可持續發展和環保等一系列問題。項兵認為，培育一批有效的非政府組織(NGO)、建立公民社會，為社會的和諧發展和國家治理作出重要的貢獻非常重要。

　　要從全球視野下看待中國的發展。科技帶來的變革，包括BAT，互聯網帶來的變革是顛覆式的，但同樣值得高度重視的還有顛覆式科技，如人工智能、新材料、生命科學、云計算、大數據等等。有些變革也可能會深刻的影響中國在全球發展的環境，影響中國企業未來十年的政商環境。

　　第一，全球經濟可能被中國化。過去30年中國經濟被全球化，未來十年重大的變革之一是全球經濟被中國化。這與復星、萬達、TCL、吉利、聯想等眾多公司的努力分不開。

　　過去30多年，中國、美國實踐了新自由主義，而歐洲則是社會民主主義的一大典范。中國式新自由主義，靠“掙錢不要命”的精神，美國靠創新，如果歐洲，至少部分歐洲國家兩點到五點是午休時間，那說明這些國家地區是沒有競爭力的。可以說，中國和美國過度實踐了新自由主義，部分歐洲國家是過度的社會主義。為了全球新的平衡，三大發展模式和地區必須作出重大調整，才有可能達到全球的和諧。

　　第二，國家治理的重大調整。科技變革帶來的顛覆，卷全球社會變革和政治變革，也影響到政商環境。正如沒有人會料到桑德斯(美國候選總統)影響力如此之巨大那樣。其實在財富財富不均如之高的今天，桑德斯的崛起是可以理解的。

　　第三，全球投資貿易體系格局。2009年奧巴馬訪華后，對華政策做了一定的調整。過去是擁抱為主，如今留有一手。中美兩個大國在全球投資貿易體的重構方面有掰手腕的嫌疑，合作不夠，照樣會影響世界投資貿易格局。全球治理問題，以前美國人說了算，現在這個時代已經結束，目前還找不到非常有效的全球治理，雖然投資、貿易、金融越來越全球化，管理越來越全球化，但是治理是缺位的，這也給世界經濟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氣候變化，人類的集體短視也是一個重大挑戰。再者，地緣政治的變化，尤其是中美關系，包括“中國威脅論”在全球甚囂塵上，這也是中國企業發展的挑戰。

　　十年以后，中國企業將會如何?項兵再次做出一個大膽的預測。

　　第一，十年以后，中國將出現一批非常優秀的、能夠整合全球資源、征戰全球的企業。

　　第二，會有更多的一批像華為、聯想這樣的企業，超越家族的控制，具備現代企業制度。最終形成一批優秀的家族企業，一批優秀的壁壘企業，加上少數優秀的國有企業的格局。

　　第三，中國的優秀企業將與全球頂級企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中國企業全球征戰經驗很少，和經驗豐富的歐美乃至于全球的頂級企業緊密合作空間大。

　　第四，中國企業在優數上將會有重大進展。雖然經濟進展巨大，企業管理馬步和基本功仍有許多改進的空間。目前能把年度預算做的真正到位的中國企業還是為數不多的。中國的發展，為優秀企業家提供了許多創新空間，創新不僅僅是商業創新，也包括社會創新，企業在創新擔當的責任越來越大。

　　第五，價值取向繼續改善。國家重視創業和創新，但是如果國人創業和創新僅僅是為了創富，就很難實現真正的夢想。十年以后會出現越來越多優秀的企業家，有理想、敢擔當、為夢想創業創新，真正實現和而不同。

　　第六，中國企業家能為解決全球重大的發展問題作出自己重大的貢獻。出現類似互聯網、優步一類的科技創新，中國人會有更多的擔當，不僅解決中國的問題，也參與解決全球性問題的解決。

　　企業家心態的調整，需要更多的專注，李克強總理提出的“工匠精神”，也需要時間才實現。在這個浮躁的時代，工匠精神更要得到弘揚。無論是德國之路，還是日本的企業精神都值得學習和借鑒，但是德國之路更容易被復制。

　　“憋得住，存感恩之心，懷敬畏之心，有‘站在月球看地球’的視野，才能看到新的空間，才敢于引領”，項兵說：“無論是科技變革、發展模式變革，國家治理結構變革，全球治理結構變革，這一系列的變革充滿機會和挑戰。”

　　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差的時代。

　　過去500多年來，所有大事，問題都是西方人提出來的，解決方案西方人提供，東方人最多是配角，這個時代必須結束。如果十年以后中國企業在崛起的同時，能把崛起之道說得清楚，參與解決全球重大問題的發言權越來越大，那很可能就是新一輪文藝復興和啟蒙的開始。

　　2016中國綠公司年會由中國企業家俱樂部主辦，4月22日至24日在濟南舉行。包括柳傳志、馬云、馬蔚華、郭廣昌、劉永好、李東生、錢穎一、王玉鎖、雷軍、賈躍亭、朱新禮、劉積仁、曹國偉、胡葆森、黃怒波、田溯寧、王中軍等1200余位企業家及媒體參加了本屆年會。

　　本屆年會的主題是“綠叢林：商業新秩序”。這是因為，在經濟高速增長開始放緩的新常態格局下，在面臨移動互聯網的機遇與沖擊面前，中國的經濟和商業要繼續獲得可持續發展，必須培育一個政府與企業、企業與企業、企業與社會大眾、企業與自然環境之間的新生態、新叢林，并重新探討、制定新生態環境下的“綠叢林”法則。(來源：DOIT，作者：謝世誠、李衛忠)